屏南县是1949年7月19日解放的。在闽东北各县中是解放最迟的县份之一。由于当时交通极端闭塞，山高路陡且弯曲，交通十分不便,林密草深，村落星散，刚成立的人民政府政工力量较薄弱，群众手中又无武装。这样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情形给土匪的生存活动带来了较为有利的条件。那时的屏南，土匪峰起。据统计，解放初期在本县境内就有政治匪帮和经济土匪14股，还有一些反动会道门组织，匪众竟达千余人。

土匪组织多数系国民党残余部队败退后潜藏下来的政治匪徒，勾结一部分地痞流氓、恶霸地主等不法分子上山为匪，公开与党和人民为敌，残害农会干部，削弱革命力量，妄图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他们到处烧杀掠夺、拦路抢劫、凶暴残忍、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屏南县委于1950年初决定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立即开展剿匪、肃匪运动，这一决定符合全县人民的意愿，深受全县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与拥护，人们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匪患成灾   罄竹难书  

解放初期，屏南境内土匪骚乱，抢劫案件频繁发生，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和破坏。县委、县政府及公安大队时有接到各地遭受土匪残害和掠夺抢杀的案情。但是当时通讯、交通极端落后，加之武装警力严重不足，往往是接到案情报告，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时，土匪早就逃之夭夭。这样无形就给一些胆大妄为的匪帮造成错觉，认为少量的县中队、公安干警对付不了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武装骚乱和有蓄谋有组织地残害干部群众。

1949年12月23日凌晨，曾任国民党屏南县壮丁队副总队长、“瓯屏政周寿五县民众联合自卫总队”总队长薛敬恺、伙同薛贻珍、陆崇荣、徐邦基及政和县张云等率匪众一百余人向当时设在双溪的县委、县政府机关进行袭击。县中队、公安局进行反击，最后击退匪徒反扑。为保存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和有生力量，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工作人员退避棠口，随后县直各机关暂迁长桥镇办公。土匪进城放火烧毁大量的民国档案材料及办公财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49年10月16日，号称“杀人魔王”的“福建前线特击司令部”暂编第三师316团团长徐邦基率匪徒将坑头村农民协会的干部卓连寿等4人抓到百丈际堕潭溺死；将农会主任杨阿水杀害，将际头村张地兴活埋。1950年2月，徐匪部杀害建瓯县上坑村及东坑村群众4人；12月2日，又在百丈际山厂杀害群众1人，对农民的禽畜、财物更是随意劫掠。

1950年1月27日双溪乡指导员吴敬尧在回彩虹村途中经甘棠浙洋林时，遭黄直云匪部杀害；同年7月，厦地村农会主席杨亮斌在召集南湾、厦地两村农会会员开会之际，被土匪抓捕并杀害于南湾岔头；9月25日，下山口村农会主任陈福棉一家4人惨遭匪首张桂庄、陈七科杀害。

1950年5月，原任“福建前线游击司令部”第四营营长的王理才率匪徒攻打第一区山万里村及长桥坑乾村时，抢夺农会枪支4条，劫掠了村民大量财产，奸淫妇女10多人次。

匪徒的烧杀抢劫，横行霸道空前猖狂，人民深受其害。迫使许多人有家不敢归，有田无法种，造成田园荒芜。偏僻山厂无人敢住，只好迁移大村。有的流离失所，四处流浪。

            建立指挥   协同作战 

1950年2月15日，按照上级指示部署，县委与南平军分区派遣到屏南支援剿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分队共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屏南县城双溪。县委宣布联合成立屏南县剿匪指挥部，由部队干部丁安烈任指挥，县委书记暨文海任政委，部队干部张自然任第一副指挥，副县长黄陆团任副指挥，部队干部马立舜任第二副政委，在全县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经过部队与地方公安、司法、武装、民兵等部门齐心协力，不分昼夜，连续作战的追剿，陆续消灭了薛贻珍、张为官等股匪徒共300多名。但是，武器装备较好且经过国民党长期训练潜藏下来的股匪，如薛敬恺、徐邦基、陆崇荣等匪部尚未彻底消灭，而且这些残匪还在破坏我新政权的建设。

1950年4月1日，28军驻屏剿匪部队奉命调防，上级调遣32军一部接管屏南剿匪工作。原剿匪指挥部改组，由军队干部王相林任指挥兼政委，路广和任第一副指挥。同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组建了一支由军队、公安以及民兵队伍相结合的精锐剿匪骨干力量，由公安局长姚曰演指挥带队。他们夜以继日，出没在深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任凭蚊叮虫咬，坚持搜山剿匪，执行任务。在宁（德）屏（南）古（田）三县交界的千米高山——干葛湖大山上及周地上洋等地连续围剿了一个多月，消灭了黄直云股匪。这一阶段，军民结合的武装剿匪，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基本上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尽管如此，仍然有部分股匪，凭借着熟悉的地形，拒不下山自新。县委与剿匪指挥部领导针对这一形势，经过分析，认为：“屏南的剿匪前段虽在军事打击上搞得有声有色，但因屏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武装兵力不足的情形下，若要在短期内彻底、干净消灭土匪，确有许多困难。开展政治宣传、诱导教育上做得还不够，存在有一定的距离，弃匪投新的为数不多，其根本原因是政权干部奇缺，普遍依赖着以武装力量速战速胜的观念，事前组织准备工作亦不够，不能及时对群众广泛宣传和对匪特以分化瓦解”。因而，县委与指挥部重新拟定清剿方案，决定继续加强军事清剿，同时要发动全县群众大张旗鼓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等政策，采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措施。县委还决定从部队与地方抽调8名得力干部组成宣传队，张贴布告、标语，召开群众会议和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加强宣传教育工作。采取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后，收效很大，至1950年下半年就有许多土匪下山缴械投诚，要求人民政府给予宽大处理。

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春，剿匪运动进入了扫尾阶段，当时南平军分区也抽调一个团的兵力进驻建瓯县东游区并派第三营来增援屏南。同时，召开了剿匪誓师动员大会，针对藏匿深山、分散潜伏的散匪作了对策研究。随之，解放军与县中队、公安大队、县委抽调了部分年富力强，具有一定剿匪经验的机关干部，分赴各地，把重点放在瓯（建瓯）政（和）屏（南）周（宁）四县交界处的大山上。这样基本上堵截了境内散匪与外界的联系，同时这些土匪也得不到外围势力的援助，为彻底肃清残匪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了剿匪、生产两不误，县委成立了由张自然，罗指南等九位同志组成的屏南县生产建设委员会，以张、罗为正副主任，确保了领导、指挥、行动的协调一致性。县委加强了各区的领导力量，任命齐连武同志兼任第一区委书记，巴殿同志兼任第二区委书记，县大队驻扎三区，重点放在征收税款、公粮和长桥至棠口的交通枢纽工作。公安局在各区建立剿匪情报网，布下天罗地网，全面掌握匪特的活动情况。战术上则采纳了游击对游击，驻剿与追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清剿。

军政合作   硕果累累

1950年9月25日，曾任“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暂编第三师副师长的匪首薛贻珍，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慑于强大的政治攻势，率其股匪29人到剿匪部队自新。同年12月，匪首薛敬恺被剿匪部队围捕擒获，处决于际头村。1951年1月10日，匪首周家兴妄图东山再起，在棠口仕洋一带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时被我方擒获归案，2月9日处决。同年1月19日，“杀人魔王”、匪首徐邦基在村头村前山垄田寮中与其残部周家康、黄元周等5人被剿匪部队活擒，后押至建瓯县伏法。

1951年1月，匪首王立兴、王理才慑于我军清剿的强大攻势，率其部倪江柱、陆阿柱、张桂庄等19人投案自首，上缴长短枪45支，子弹1千多发。2月10日，匪首黄勇洲被汾溪村民兵智擒。同月，与张云光等合伙开办兵工厂制售枪支弹药，曾杀害松溪早期革命组织“民众会”25人，号称“截劫商旅，打家劫舍”能手的匪首张尊表，终于被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以贯匪罪处以极刑。4月10日，双溪山头村民兵队长叶世严带领民兵，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连续战斗，在里山岗活擒 “福建前线”暂编第三师314团第一大队长、匪首陆崇荣。同月13日，棠口仕洋民兵在屏南与建瓯县交界处山头活捉匪首叶大有。叶犯自知罪恶极大，民愤极深，畏罪自溢身亡。7月，任“瓯屏政寿周五县民众联合总团”特务大队长的匪首张荣达，下山投案自首。

此外，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也是剿匪工作的一部分。贫穷落后的山区屏南县，自古封建迷信根深蒂固，当时社会上除了土匪外，还有着各种封建性质的会道门组织。它们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如不及时给予取缔，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诸如：反动大刀会首林光谱，在屏南路下、古厦、洋头、陆地、后龙等村利用一些旧有的会道门的会徒关系，进行迷信反动宣传，以学“法术”防匪迷惑欺骗群众，插手农会，分化农会会员，发展反动大刀会6处。县人民政府下令取缔大刀会，逮捕反动会首林光谱、陈立题、黄史良等，解散会徒，停止大刀会活动。绝大部分会徒向政府登记悔过自新，予以从宽处理。

截至1951年9月25日止，自剿匪部队驻屏南后，在当地党委政府、地方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下，采取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的政策，多数残匪作鸟兽散，纷纷下山自新。两年来，共歼灭12股计800余名土匪（其中有连级以上大小匪首48名），县公安局共关押案犯676名，经教育释放524名，自新匪徒不予追究205名；缴获长短枪333条，轻机枪4挺，子弹3905发（不包括军队收缴的武器、子弹），还收缴了一批矛、盾、土枪及部分金银、物资等。

            肃清匪徒   总结经验

剿匪斗争是一项艰巨复杂且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解放初期，国家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国际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屏南县能在短时间内全面肃清匪特活动实属不易，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开展剿匪斗争以来，屏南县委及剿匪军队始终坚决按照党的政策，执行上级命令。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瓦解为辅”的策略，对贯匪，作恶多端的匪首给予坚决严厉的制裁和狠狠的打击；有悔过自新的匪徒给予教育释放，真正起到打击少数和教育多数的目的。同时，还利用自新土匪提供的匪情线索，彻底消灭残匪。

2、根据实际，分析形势，组织力量。县委组织干部分赴全县各地宣传党的剿匪政策，打消群众当时普遍存在惧匪、恐匪的思想顾虑。起初群众对释放悔过自新的匪徒不理解，心有余悸，埋怨说：“共产党政策宽大无边，放虎归山反而伤人。”怕抓了土匪没有镇压，将来出来又会作恶。通过严厉的军事镇压，严惩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地痞、恶霸、匪首，群众觉悟提高了，形成了全民参与清剿的良好局面。

3、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干部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组织纪律性很强，能严于律已，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绝大部分干部在剿匪斗争中经受住考验，出现了许多的动人的事迹，有的干部还立功受奖，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

4、调动当地武装力量，组织和健全民兵建制。全县人民武装中，民兵有4553人，自卫队有2344人，他们配合部队行动或单独出动达数百次。在护林、护仓、护桥及其他工作中都表现突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地方剿匪武装力量。

清剿土匪，巩固政权，使人民能安居乐业，这是党和政府剿匪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也是各界人民的衷心愿望，人心所趋。屏南县能在短期内取得剿匪肃匪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屏南人民和在屏南工作过的外籍干部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在每个时期运动斗争中所以能取胜的根本法宝。

剿匪运动的伟大胜利，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工农生产，进一步开展土改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