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闽东与全国各地一样，经济、社会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那么，当年闽东地区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传达贯彻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对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为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1979年2月3日至11日，宁德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与会者认真学习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会议一致拥护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拥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就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等问题，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宁德地委关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意见》，提出：

第一、必须切实从思想上实行转移。《意见》指出，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禁锢，给我们的思想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使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做起事来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一切照搬照转，说起话来看来头、看风向，态度暧昧，给全区各项事业造成了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思想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首要必须从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解放。

第二、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意见》指出，实践证明安定团结是搞好生产建设的前提条件，而要保持社会政治的安定，就必须抓紧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进行平反，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同时，要给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这样才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第三、必须把全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意见》指出，我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农业是基础。各地要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要摒弃过去一讲农业就是单一抓粮食的错误观念，要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全面落实党的农业政策。[1]

宁德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前后，下辖的各县县委也相继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1978年12月31日，屏南县委在屏南城关召开万人广播大会传达全会精神，屏南县委书记吴敦诚作了《坚决实行伟大转变，迅速掀起备耕高潮》的动员报告，指出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革命性的转变、战略性的转变、根本性的转变。报告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实行三大转变，即全县从上到下必须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阶级斗争要围绕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必须从小生产式的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社会主义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改变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尽量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2]这番话在当时闭塞偏远的屏南可谓振聋发聩。

全会公报发表后，古田县委宣传部立即组织干部进行为期3天的学习，并向全县发出学习全会公报的通知。随即召开两次宣传工作会议，就如何使干部的思想适应这场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干部教育工作如何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具体业务工作中去等作了研究和部署。随后，县委宣传部按照县委的指示部署，在县委和各系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对如何加强学习、深刻领会公报精神，以及如何宣传公报作了讲解。同时，制定下发《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意见》和《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要求广大干部联系实际，结合学习好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好经济理论，以掌握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规律；二是要学好科学技术，以掌握现代化建设的自然规律；三是学会科学管理，以便更好地领导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行。[3]为尽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1979年初，县委宣传部组织宣传队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学习全会公报、宣传中央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为主的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问题，明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客观依据和有利条件等等，还结合各时期的工作，大力宣传工作重点转移后出现的先进典型和大好形势。[4]

1979年2月1日至13日，福鼎县委连续召开了19级以上党员干部150多人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生产队长以上干部43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1500多名正式代表参加的1978年度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县委书记姬志立在所作报告中指出，当前搞好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今后一切工作就是要围绕这个中心、服务这个中心。报告特别强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绝对必要的政治前提，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巩固这个大好局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路线是非问题上搞清楚。县委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福鼎县委是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亲信和福鼎的追随者，为了篡党夺权，把李天瑞、陈勉良等诬陷为“叛徒”、“走资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等，纯属诬陷迫害；福鼎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福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把他们打成“陈勉良之流”、“保皇兵”、“黑干将”等等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诬陷造成的冤假错案要继续清理复查，抓紧平反昭雪，借此把被颠倒的路线是非尽快颠倒过来。同时还强调，当时因受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影响，县社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无故搜查、捆绑吊打、非法审查了一些干部群众，致使这些干部群众吃了苦受了罪，罪应该算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不要去追究个人的责任。[5]

2月中旬，福安县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全会精神，但因极“左”错误思想依然相当盛行，所以县委领导在会上的讲话，会议对全会精神的传达，特别是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面精神的传达和表述都相当慎重小心。会后，按照县委的部署，县委党校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培训班，组织参训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全会精神。随后，县委要求各公社举办生产大队干部学习培训班，将全会精神贯彻到农村基层。为此，县委宣传部还组织宣传系统干部深入重点企业、挂钩乡村宣传全会精神。深入挂钩村的干部在宣传全会精神的同时，还着重调查了当时农村生产状况和社员群众思想状况，形成若干份关于联产承包问题的调查报告。县委也牵头成立调查组，花了一个月时间深入农业经济基础较好的潭头公社渔溪洋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力求全面反映农村的报告。但因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思想还没彻底清除，全县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工作进展缓慢。[6]

与此同时，宁德、霞浦、寿宁、周宁和柘荣县委也召开各种会议，对全会精神进行传达贯彻。

宁德地委及所属各县县委对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步从“左”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启了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古田县许多基层干部学习全会公报后就深有感触地说：从1957年到1976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搞得人提心吊胆、国弱民穷，现在中央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合乎民意、顺乎民心，早20年就该这样了。[7]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闽东干部群众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引起越来越多干部群众的注意。但就总体而言，当时全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如何贯彻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思想上的障碍依然很多很大。全区党委宣传部门，特别是地委宣传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就深深感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一大障碍”，“它在许多方面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谁要跳出那些框框，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责声就充耳而来。”正因如此，几个月来全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不断批判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分清是非界限的过程，是不断实践探索、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的过程。”[8]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地委宣传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发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流毒之广、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实在不能低估。不少人至今还抱着“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三怕”，一怕搞错了挨批，二怕政策放过了头难纠正，三怕弄乱了难收拾。结果，反右容易反“左”难。这样一来，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有些干部观望存疑，有些怕将来挨批挨整边贯彻边违反。[9]少数县委领导的思想也如此，古田县广播站转播《人民日报》3月30日关于“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按语时，就受到个别县委领导的批评。该县县委宣传部长范彬了解情况后，表示坚决支持广播站的同志，说“这篇按语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没有错。”广播站的同志这才放下心来。[10]广大群众见此，便普遍产生了“四怕”思想，一怕又要搞运动，二怕政策又要变，三怕再来“一刀切”，四怕收回生产自主权。[11]

全区各级党委宣传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还发现，只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抓住对贯彻全会精神阻碍最大的极“左”路线流毒批深批透，特别是组织开展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看清极“左”路线的危害，明白区别是非的依据和标准，实际上就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效果就好。比如各县围绕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实际上以“斗”字当头、整人为先的“全面专政”、“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政治评分”等违背社会主义的一套东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谈体会、诉危害，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许多基层干部在批判“全面专政”时激动地说：“早就应该停止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了。不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斗几个人，几次运动就斗几十人，再搞几年运动，我们队里就没有好人了。”因此，广大干部群众对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衷心拥护。又如霞浦县，通过在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广大基层干部分清了过去一些问题的是非，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大胆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办法。许多公社在讨论后，开始从当地实际出发，搞包工到组，甚至开始搞包产到户等等。正因如此，宣传部门的同志总结认为，要进一步全面宣传和正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普遍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肃清极“左”路线流毒，促进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的解放，保证党的农村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的兑现落实，应是全区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12]

正是鉴于要把全区干部群众的思想高度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把党的工作重心顺利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必须对思想理论领域进行全面拨乱反正，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左”倾错误的思想牢笼，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此就必须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区各级党委对开展标准问题讨论才真正开始重视起来。期间，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在揭批查“四人帮”罪行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整顿过程中，也日益觉察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以便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摆脱长期以来贫穷落后的状况，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轨道上来。越来越多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也在实际上推动了全区各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三）

那么，在此前闽东的干部群众是否讨论过真理标准问题呢？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即播发了该文的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12日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随即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但因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受极“左”错误思想毒害很深。1967年3、4月间全区刮起的层层揪“叛徒”、“走资派”等的狂潮中，福安地委20个委员中就有14人遭诬陷被揪斗、打击和迫害。[13]“九大”召开后进行的“清队”运动揪出的“九种人”多达8347人。[14]福鼎一个县，当时因所谓“叛徒窝”案被审查的就达1000多人，其中被立案的310人、定性处理的73人，审查过程中被打致伤的33人，迫害致残的147人，迫害致死的68人。[15]再以古田县为例，该县医院113名医务人员，当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嫌”等受残酷迫害和审查的就有94人，占到88%，其中2人含冤去世。知识分子如此，农村的农民也如此。该县大甲公社红书大队上洋自然村64个劳力，被打成“反革命”的多达54人，占到84%。[16]

正因长期受极“左”错误思想的毒害，加上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区各级党委并没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危害，没能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等复杂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现政治思想上的真正转折。相反，包括地委在内的全区各级党委，仍按照“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下搞“抓纲治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仍沿袭“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错误思想，没能彻底地进行拨乱反正。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引起许多地方的干部群众的积极反映之时，当时闽东全区上下仍比较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或者认为这些理论“也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17]在基层的党员干部中，更普遍存在这样的认识，我们做工作都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符合了就对不符合的就是错，实际上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政策才是检验的标准。甚至认为，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拿实践去检验后才能干，那不误了时间误了工作等等。[18]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包括宁德地委在内的全区各级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不热心也不特别关注，地委相关领导只是在部分组局领导会议上例行式讲了一下，地委宣传部在颁发的相关文件中例行式提了一下，地委党校办的训练班也只是将它作为教学内容之一轻描淡写地走个过场。县一级更是如此，古田县委宣传部接到上级党委宣传部门的有关文件后，只抽调了3位干部分别到机关、农村和工厂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和收集基层干部群众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思想反映。随后，仅在县直机关、宣教口和古田一中开了3次讲座。再就是把报纸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打印出来，将它们发到基层。[19]福鼎县委宣传部也只是在颁发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意见中，将它列为两个学习专题的第二个专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而且只要求各公社党委、县直各部委办局党支部在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以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时，参考《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以便通过学习明确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主义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20]其他各县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并没要求广大干部就此问题深入学习，也没组织干部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广泛深入的讨论。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程中遇到上述问题后，特别是1979年1月至3月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及6月8日至17日福建省委召开全省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会议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宁德地委于6月中旬召开地直机关政工干部会议，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展华在会上作了《正确认识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的重要讲话，强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补课”，对于我们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进一步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绝大多数同志对全会的各项政策都十分拥护，但是部分掉队的同志，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糊涂认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弄清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为了深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朱展华在谈话中提出：

第一，只有弄清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端正思想路线，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前仍有一些老同志担心，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会不会有损毛泽东思想旗帜，会不会符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基本原则。对此，邓小平同志从1977年2月以来的多次讲话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事业”，“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要在每一个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样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四个现代化”才能有希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显然，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如果我们不根据现在的条件去思考问题，仍然禁锢在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的樊篱中，这样，就会使很多问题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为一句空话。任何思想、理论，即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证明其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仍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可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增加新的内容，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只有弄清真理标准问题，才能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才能正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目前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不同程度的不理解；二是怀疑甚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和处理历史遗留的某些问题，是政策右了；认为三中全会后贯彻两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是政策右了。这些错误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三中全会后，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提高。这充分表明，只要继续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三中会会的路线、政策的贯彻才有保证。[21]

宁德地委组织召开的这次地直机关政工干部会议，实际上是全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思想动员会。随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全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宁德地委在地委宣传部派工作组深入屏南路下开展试点工作的基础上，8月28日发出《批转地委宣传部<关于路下公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当前补好这一课，对于进一步端正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路线，正确理解和坚决贯彻三中全会与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排除“左”和右的错误思潮干扰，搞好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推动“四化”建设是非常有益的。因此，地委要求各地仿效屏南县路下公社在基层干部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摸索出的经验，统一部署，切实从上到下、由点到面认真补好这一课。[22]随即，全区各地便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23]

10月间，宁德地委率先垂范，召开地委常委、副专员和地直机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补课”学习讨论会。会上，地委领导和各部委办负责人联系实际，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尺子，回顾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过去的工作中存在着一切“唯上”，从本本出发照搬照套的缺陷。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盲从严重，说要种双季稻，不论平原、山区、农区、渔区都要种，说要发展粮食生产就大砍经济作物，结果生产受阻碍、经济受损失、群众不满意。事实表明，搞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只能导致工作的损失。显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通过讨论，与会者充分认识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

10月15日至23日，由地直党委会牵头，举办了地直机关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成员和理论骨干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训练班。训练班组织学习了叶剑英的国庆讲话、省委领导在省委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央党校等单位4个专家的报告，以及地委书记温秀山在地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通过学习培训，参加训练班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思想路线不端正，这方面的“乱”不拨正，什么“重点转移”，什么“四化”都是空话。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4]训练班结束时，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展华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即使是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举办真理标准问题训练班的目的，就是通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弄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帮助那些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同志端正思想路线，把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实现“四化”的政治路线上来。他希望各单位在最近相对集中几天传达这期训练班的学习内容，联系本单位实际进行“补课”。于是，地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便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高潮。

与此同时，各县也先后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县直部委办局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补课”学习讨论会。8月8日至13日，霞浦县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会，与会者联系农村改革中生产经营管理问题，敞开思想进行热烈讨论，摆出大量事实说明各地各队情况不同、条件不一，规定一个标准、一种形式不切实际。比如海岛公社北礵大队属渔区，仅有140多亩山地，往年因不顾渔区特点，要抓“以粮为纲”，把70%多的劳力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结果是农、渔都抓不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宽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更新，当地干部群众因地制宜，以抓渔为主、抓农为辅，把140多亩的山地“五定一”包到户，把90%强的劳力用于渔业。1979年，仅海带一项就收入40万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早稻也比1978年多收160余担。[25]10月8日至15日，周宁县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与会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检查回顾过去几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做法，端正了思想路线，肃清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经过学习讨论，大家都深有感触地体会到，凡办事情、处理问题、指导生产，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大胆坚持。如山区杂优稻种的培育，经过几年的实验，已经证明是优良品种就要毫不犹豫地鼓励群众，大力普及推广，不要缩手缩脚。[26]福安县的干部、群众通过学习讨论，弄清了两个禁锢人们认识的思想大问题：一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此前一段时间，报刊上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涉及到毛泽东，一些人担心这样会影响毛泽东的威望，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许多人对此有疑虑。通过学习讨论，广大群众在痛恨“四人帮”的同时，对毛泽东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的错误、缺点有了正确认识，认为邓小平的讲话比较客观，对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不会影响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地位，因而一致拥护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二是关于对彭德怀的重新评价问题。大家讨论到彭德怀问题时，一致认识到彭德怀同志对当时错误的“浮夸风”、“共产风”坦诚直言，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不应该一棍子打倒，现在重新评价彭德怀，正是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有错必纠”精神的有力说明。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提出打倒刘、邓、陶，现在邓已经恢复名誉，陶也称同志，刘的错误主要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从实践看，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解决了当时的困难，如果其历史没问题也应该平反。[27]古田县委经过“补课”学习讨论后，具体分析农村形势以指导农村工作。1979年，该县县委针对生产规模过大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分组作业、“五定一”责任制，从而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该县对高寒山区是否种植双季稻不搞“一刀切”，允许社队灵活安排。由于思想解放，政策灵活，当年该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4200万斤，比1978年增长了10％。多种经营也有新的发展，全县生猪存栏数达到76800多头，比1978年增长了50％；茶叶产量达到12290担，比1978年增长了3.6％；油菜籽产量达到26万多斤，比1978年增长了两倍；蘑菇产值达到150万元左右，比1978年增长了7倍多。农村社员集体纯收入人均达到60元，比1978年增长了22％；人均口粮达到580多斤，比1978年增长了16％。[28]

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补课”，闽东的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它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否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是否对头。正因如此，全区上下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厚实的思想基础。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正是在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的基础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1] 中共宁德地委：《关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意见》，1979年2月11日。

[2] 吴敦诚：《坚决实行伟大转变，迅速掀起备耕高潮》，1978年12月31日。

[3] 中共古田县委宣传部：《古田县1978年宣传工作小结》，1978年底。

[4] 中共古田县委宣传部：《古田县1979年宣传工作情况》，1980年1月24日。

[5] 姬志立：《解放思想，鼓足干劲，迅速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誓夺今年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1979年2月13日。

[6] 余挺：《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情况》，2016年9月4日。

[7] 中共古田县委宣传部：《古田县1979年宣传工作情况》，1980年1月24日。

[8]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坚持实事求是 肃清极左流毒——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体会》，1979年10月20日。

[9]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坚持实事求是 肃清极左流毒——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体会》，1979年10月20日。

[10]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坚持实事求是 肃清极左流毒——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体会》，1979年10月20日。

[11]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坚持实事求是 肃清极左流毒——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体会》，1979年10月20日。

[12]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坚持实事求是 肃清极左流毒——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体会》，1979年10月20日。

[13] 宁德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宁德地区复查落实“文化大革命”案件工作情况总结报告》，1981年7月。

[14] 福安专区革命委员会：《当前斗、批、改工作的几点意见》，1969年6月30日。

[15] 宁德地委落实政策检查福鼎工作组：《福鼎县落实政策工作检查情况的汇报》，1981年12月25日。

[16] 宁德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宁德地区复查落实“文化大革命”案件工作情况总结报告》，1981年7月。

[17]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二十九期），1979年10月25日。

[18]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关于路下公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的情况报告》，1979年8月24日。

[19] 中共古田县委宣传部：《古田县1978年宣传工作小结》，1978年底。

[20] 中共福鼎县委宣传部：《8、9两个月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意见》，1978年8月12日。

[21] 朱展华：《正确认识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1979年6月19日。

[22] 中共宁德地委：《批转<地委宣传部关于路下公社真理问题讨论会情况报告>》，1979年8月28日。

[23] 中共宁德地委：《批转<地委宣传部关于路下公社真理问题讨论会情况报告>》，1979年8月28日。

[24]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二十九期），1979年10月25日。

[25]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二十六期），1979年9月3日。

[26] 中共宁德地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三十期），1979年10月25日。

[27] 这一部分的资料来自缪俊平《福安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福安党史简讯》总第25期，第3-8页。

[28] 中共古田县委：《1979年工作情况的报告》，1980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