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持续不断地向德军发动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逐步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开始丧失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仍然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歪曲和篡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暗示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发出反共内战的动员令。
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因浙赣会战已于1942年4月从江西上饶迁到福建建阳。随着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系统迁移闽北，昔日交通不便的闽北，不但成为交通中心，而且成为国民党东南战区的战略要地与大本营所在。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对福建的控制愈来愈严酷，对福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清剿”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特别是1943年春夏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六期“清剿”，使闽北遭受严重的摧残。到了这年秋，闽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更为残酷，在中共福建省委驻地建阳太阳山方圆200里内顽军密布，形势日益恶化。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省委决定尽快撤出闽北，转移闽中，再逐步打通同闽北、闽东、闽西北、闽浙边以及闽江沿岸地区的联系，把各基本地区联成一片，开创全省抗日反顽斗争的新局面。
1943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人员开始陆续从建阳转移到永泰青溪村。省委先头人员到达闽中后，把打通各块基本地区的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决定实行秘密工作与武装工作相结合的方针，以武工队形式首先开辟一条以古田为中转站，从闽北到闽中的地下交通线，作为沟通闽北、闽中等基本地区的联系网络。为此，省委派黄扆禹等人到古田、屏南一线活动。
古田党组织在1941年7月的隆德洋会议后，即转入隐蔽斗争。1942年2月，中共闽江特委派刘捷生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古田平湖，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8月，中共闽江特委派刘捷生到凤埔小学任教导主任，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到1943年夏，中共党员包熹、江作宇、周道纯先后被安排到凤埔小学任教，分别担任校长、总务主任、事务长之职，使凤埔小学成为古田党的领导机关。刘捷生等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坚决实行“隐蔽精干，等待时机”的方针，积蓄、发展有生力量，党员人数从原来的20多人增加到50多人。同时秘密筹款筹枪，发展农民骨干分子，为组建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准备条件。
1944年1月16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国民党发动四次围攻形势与我们具体对策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依靠和发动群众，掌握游击战争的原则，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阴谋和军事进攻，加强革命气节教育，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打通各据点，动员及组织武装力量。2月，根据省委的指示，黄扆禹、刘捷生等4人秘密来到古田，召集分散在平湖、凤埔、前洋等地坚持斗争的江作宇、周道纯、李庆齐等人在平湖沙洲尾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经过学习讨论，会议决定重新建立古田武装力量，开展武装反顽自卫斗争，并就建立武装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会议开了4天，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二是建立农村据点，打通闽北-古田-闽南的地下交通线，策应省委主力部队安全南移。会议向古田县全体党员发出三个号召：发动群众上山打游击、多方筹集捐献枪枝弹药、自愿献款。
会后，与会人员各负任务，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黄扆禹、杨人屏、江作宇等人深入古田罗峰至五华山一带，在闽江边的古田西部地区动员群众，建立活动据点; 刘捷生、周道纯、余三江等人则到大东一带工作。许多党员响应组织号召，纷纷献钱献枪。江作宇、包燕书、汤奇东、苏玉珍等4人献出1支步枪、3支手枪，加上从三一高中军训部搞来的6支步枪，共筹集到了步枪7支、手枪3支。余作铭和余三江搞到了一批手榴弹。江作宇、周道纯、王学忠等人还献出首饰、钱物等支持革命。平湖、前洋、凤埔等地骨干群众被动员起来，上山打游击。不久便组织了有50余人、16支枪的队伍。
1944年3月，根据古田工委的部署，黄扆禹、杨人屏、吴盛端到达五华山坝里厂。随后，刘捷生带领由各地汇集的四五十人也抵达五华山，与黄扆禹等人会合。由于装备、给养等问题无法解决，经研究决定留下余三江等17名骨干，组成古田武工队，由刘捷生任队长，其余的同志分散活动，继续做好筹款和准备武器的工作，等待时机。随即，黄扆禹返回省委，刘捷生带领部分武工队队员到桃溪、鸟仔垅一带活动，江作宇、杨人屏带领另一部分武工队队员在五华山一带活动，建立群众关系。4月底，古田武工队又吸收了一部分同志入伍，队员达30多人。至此，古田县革命斗争重新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古田武工队建立后，活动于鸟仔垅、五华山一带，在基点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开辟了古田的五华山、鸟仔垅、前洋和闽清的半岭、三坵田等据点，打通了古田通往闽清、永泰的地下交通线，相继接通了古田到屏南水竹洋、山峰、岭头等地的路线，为沟通闽北、闽东、闽浙边基本地区打下了基础，对转变全省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古田也因此成为沟通闽北与闽中各地的重要地下通道和各地区彼此呼应的重要枢纽。
1944年4月底，中共福建省委再次派黄扆禹赴古田，加强对古田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黄扆禹到达古田后，立即与江作宇、刘捷生等人取得联系，迅速传达了省委指示：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共产党之心不死，仍然加紧对闽北各县的武装进攻。为减少“磨擦”，省委机关和主力部队决定由闽北南迁闽中，不日将途经古田。根据省委的指示，黄扆禹将古田武工队集中于鸟仔垅，部署迎接省委机关和主力部队南迁的各项工作，并派杨人屏等人前往屏南水竹洋接应。5月初，省委常委左丰美、王一平率叶良运、沈崇文两个支队和省委机关干部40余人，从闽北南下闽中，抵达屏南水竹洋，由黄扆禹、杨人屏引路到鸟仔垅与古田武工队会师。之后，左丰美留下王一平、沈崇文带领一个支队20余人及一部电台与古田武工队合编为古田人民游击队，沈崇文任队长，江作宇任指导员，在古田一带活动。左丰美则同叶良运带领另一个支队20余人，由江作宇、杨人屏为向导经五华山到闽清半岭、三坵田，之后由黄扆宇、吴盛瑞带路经水口渡过闽江抵达闽中的省委机关。
与此同时，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省委决定重建中共古田工委，王一平任书记，刘捷生、沈崇文、余作铭（徐明）、高振扬为工委委员。在中共古田工委的领导下，古田人民游击队先后攻打凤埔、局下等地，建立了三坵田到古田大东前洋的交通线，将以闽清半岭为中心的革命据点扩大到大东一带和西边的南平边界地区。
7月，在中共古田工委的努力下，郑荣堂所率的院坪暴动队伍和黄生姜、黄陆团所率的发竹坑暴动队伍共20多名农民连人带枪参加古田人民游击队，游击队伍扩大到7个班，共60多人。
中共古田工委和古田人民游击队在加强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闽清的半岭、三坵田，古田的曹洋、前洋、凤埔、桃溪、平湖，屏南的山峰、黄家廖、水竹洋、发竹坑等一带建立了游击基点村，为抗日反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古田抗日反顽武装在坚持合法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为中共福建省委以古田工委为基础重建闽东特委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