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深重苦难的全国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和全国统一的政治局面，建设一个独立、民主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垄断受降权利，集中力量抢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利用“接收”的名义，把理应归人民所有的敌伪财产掠为已有，又以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法西斯统治，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独占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大规模内战还没有准备就绪之前，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和谈”的阴谋，企图通过谈判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同时借以欺骗人民，掩盖其发动内战的部署。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与卖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以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

14年的艰苦抗战胜利后，闽东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人心思安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百姓们都希望社会安定、休养生息，就连闽东各县籍的国民党军士兵也厌恶内战，纷纷逃回家乡。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部自卫大队下属4个中队、闽东盐务分局盐场队、陆军七十军第一0七师、福闽师管区和福安县国民兵团第二中队等，仅1945年八九两个月逃兵就累计达85人之多。

抗战以来，闽东各地交通被封锁，许多农副产品难以出口，闽东社会经济已衰败不堪；而1945年，闽东各地由于夏季多雨，小麦等大多霉烂于田间；临近秋收时先是干旱无雨，后又遭遇台风暴雨，番薯稻米也大量减产，粮食歉收严重。尤其是入秋以后遭遇台风暴雨的袭击，“为祸之惨，损失之巨，空前未有”，各地多处防汛堤坝被冲垮，洪水将农作物冲卷一空，房屋倒塌，牲畜淹溺，家具衣物等被水冲走者不计其数，处处满目疮痍。

但是，国民党地方当局却不顾闽东人民的死活，仍然滥征苛捐杂税，时至1945年尚在征收1943年大刀会暴乱时国民党部队驻县督剿所需的军食差价等等。各县腐败政府暗地里更不择手段，贪污舞弊，无所不为，“粮政之弊端，多不胜举，深不易除，上贪下污，朋比分赃，亏国帑而重民艰……本年福安、寿宁、福鼎、宁德之田粮人员，均有重大舞弊情事”。广大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福建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顾全省人民实现和平民主，医治战争创伤、恢复重建家园的愿望，大肆强化法西斯统治，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之际，国民党福建当局为了进一步控制和监视人民，镇压人民民主力量，以农村偏僻，人口稀少，易于扰乱等等为借口，通令全省各地实行“移民并村”，“限期整顿保甲”，厉行户口清查，调派“合格优秀”的反动骨干分子充当乡镇长和保甲长，并“责成各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负责督导”。

国民党福建当局还加紧扩充军队，调兵遣将，把全省划分为5个绥靖区，重新部署对福建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清剿”。国民党福建当局划闽东为第一绥靖区，调派福建省保安第四团和第八行政自卫大队，负责对闽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清剿”，并限于9月1日至11月底全部“肃清”。至11月底，由于未能实现其“全部肃清”的计划，又把全省划为10个警备区，延长绥靖期3个月，“清剿”随之升级。

在这样的经济政治军事形势下，闽东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不利于革命斗争的种种困难，将经受新的斗争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