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1日，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示福建省委：日本投降后，福建部队应依靠山地，面向群众，准备应付内战；应加强群众工作，组织扩大民兵，加强军民关系，巩固国内团结，创造与扩大外围游击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8月25日，华中局又致电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福建党组织要加强闽北、闽东一带的隐蔽游击活动与地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9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方针任务的指示》（简称“九月指示”），提出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定时期福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一般的停止发展根据地，阻止敌人进攻，利用一切和平条件，保持群众联系，加深敌人矛盾，强化自己力量，做到一般的根据地巩固起来，准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粉碎敌人进攻。”省委强调，必须做好自卫武装斗争准备，宣传党中央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阻止反动派的进攻；各地党组织及武装应注意分散隐蔽，争取生存；实行经济动员，加强党内外募捐活动，同时调查有关的经济目标，出其不意地进行筹款，完成经济计划等。然而，自抗日战争后期，由于霍童惨案的发生，以宁德为中心的闽东革命斗争一度转入低潮。1945年8月，由于刚刚重建一年的中共闽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调离闽东，特委工作又处于瘫痪状态。
省委九月指示发出后，恢复闽东党组织和革命斗争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10月，中共福建省委派原中共闽东特委教导队负责人黄垂明为闽东特派员，率领一支17人的武装工作队，从南古瓯地区回到闽东。其任务，一是打通闽东北至宁德、福安、周宁的交通线，恢复老根据地和游击区；二是配合中共福安县委为省委筹集粮款。黄垂明一行回到宁德虎贝桥头村，在桥头村召开桥头中心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先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丁的“五抗”斗争入手，在斗争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而后恢复健全农村党组织，进而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会后，黄垂明和桥头中心党支部的支委相互配合，深入桥头村周围的岗头、墓亭、林口、中洋里、东源等村开展工作。不久，虎贝、桃花溪、梅坑、华镜、赤溪等地迅速恢复了基层党组织和农会、青年团、妇女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武工队还帮助配备干部，加强党的领导。之后又恢复了巫家山、麒麟山、苏虎头、粗坑、溪北路下、竹下、陈家山等村的地下交通站。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在广大群众和当地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宁德基本地区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革命重新出现了活跃的势头。
在恢复宁德基本地区的同时，黄垂明派人通知中共周政屏县委负责人何道武和张步云到宁德莒州乡大楼坪村开会，向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布置恢复周宁、政和、屏南各县党组织的工作。何道武、张步云回到周政屏地区后，当即召开各区区委书记会议，贯彻省委指示精神。会后，周政屏地区的工作快速展开，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交通站，沟通了闽东与闽北之间的联系。
1946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仓山麦园顶召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首次扩大会议，着重总结几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讨论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战争转变问题。会议明确指出，政协会议后国内仍然存在着和平和内战危险的两种可能；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方针的实质意义在于“组织群众，团结群众，达到联合政府的目的”，但并“不否认武装斗争的前途”；要利用和平条件和隐蔽形式，采取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以武工队积极恢复基本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和据点。因此，全省各级党组织在思想认识上要继续做好争取和平民主和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会议根据党中央2月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福建党的工作必须实行下列具体的转变：一是除在某些必要的个别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一定时间内还可以有一些军事行动，一般停止军事行动，利用一切现实的形式继续隐蔽，争取生存与联系群众；二是加强经济机关，实行部队生产，并从停止打土豪转到打银行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以解决经济问题；三是发动、推动和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团结广大群众的力量；四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大批吸收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入党，大批提拔革命群众领袖到党的机关领导工作，加强党和群众、非党群众领袖的联系。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研究和实行上述转变。
3月，曾镜冰赴华中分局（后又转赴延安）汇报请示工作，省委工作由省委常委、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左丰美主持。左丰美在南古瓯地区召集中共闽北特委、建松政特委和闽东地区主要干部会议，传达省委福州会议精神，并对这三个地区的任务作了部署。会后，左丰美、刘捷生又召集闽东地区干部在古田石坑乡六空村进一步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开展整风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倡群众路线。通过整风学习，使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更加明确地树立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也使原有的顽强斗争精神和吃苦耐劳作风得到了发扬。随后，武工队分散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到南古瓯寻找省委的中共福安县委委员阮伯淇和刚返回南古瓯不久的黄垂明都参加了会议。
学习结束后，黄垂明和阮伯淇返回闽东，在福安廉首村召开会议，根据省委福州扩大会议精神对闽东的工作做了部署。随后，又在大叶村召集五六个老党员开会，讨论筹集经费的问题。经分析，一致认为赛岐的群众基础好，便于掩护，可智取赛岐银行。定下计划后，黄垂明扮成贩羊客回到省委汇报。当时，正值南古瓯地区除霸分粮斗争深入发展，省委决定推迟攻打赛岐银行，并将黄垂明武工队调回南古瓯，加强那一带的武装力量。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为了粉碎蒋介石集团的全面进攻，黄垂明又奉省委指示率10多名武工队员到福安活动。在与中共福安县委书记阮伯淇联系后，多次开会策划对敌斗争，计划再次攻打赛岐银行，并对攻打计划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不巧，在武工队行动前，赛岐增驻了一批从福州调来的国民党水警，鉴于敌我力量的变化，只得再次放弃攻打计划，转而到福安城关去搞财政。但到城关后，发现也进驻了一队水上警察，计划再度落空。黄垂明把队伍拉到阳头驻扎，之后辗转于柘荣、福安东区与霞浦交界的坑口一带活动。
武工队筹款计划接连流产，经费十分困难，粮食紧缺。为此，阮伯淇到福安城关与刘宗璜、陈松青研究对策。刘宗璜、陈松青通过县政府档案管理人员盗取了潭溪乡公所26担公粮的领条，又由刘宗璜出面邀请人和米厂经理到陈松青家与阮伯淇会晤，要求其凭条兑付粮食。谈妥后，黄垂明带人潜入福安城关将粮食提走。有了这批粮食救急，基本解决了武工队的给养问题。
8月，黄垂明武工队在福安与霞浦交界的歇坪村被福安县保安队、警察100多人包围袭击。黄垂明率部冲出包围，但接头户被杀害，据点被破坏。歇坪事件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加紧对游击队的“清剿”，对黄垂明武工队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威胁，同时武工队的后勤保障又出现困难。10月，黄垂明率武工队从福安转移到宁德，筹集了部分经费。11月，黄垂明率武工队再次前往福安，在溪北洋的廉村与阮伯淇、陈斯克等共同谋划攻打宁德赤溪乡公所，并通知宁德县党组织一同行动。当队伍行至牛栏头村时，遭到敌人包围，只好打消计划，分散撤退。
正是在闽东党组织和黄垂明武工队的的艰苦努力下，1946年2月省委福州扩大会议精神在闽东地区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为此后顺利过渡到开展公开广泛的爱国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