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群众性的爱国游击战争在闽浙赣边区各地广泛展开的时候，在闽浙赣边区党内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城工部冤案。这个冤案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及重要主客观因素，而阮英平的失踪则是这一冤案发生的关键之一。

1948年1月，中共闽东地委天湖山会议后，阮英平化装成商人，由警卫员陈书琴陪同，拟经福州前往南古瓯地区，向闽浙赣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途中，阮英平一行遇国民党军队搜山，阮英平与其随行的警卫员和交通员失散后，只身来到宁德洋中北洋大窝村投宿，因暴露随身携带的金条，2月3日，被歹徒范起洪、周玉库等谋财害命。阮英平失踪后，中共闽东地委曾派人四处寻找，都不见踪影。

阮英平的突然失踪，引起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的极大震惊和猜疑，首当其冲受到怀疑的是阮英平的警卫员陈书琴。陈书琴是城工部党员，他一路陪同阮英平，阮英平失踪，他就成为“极为可疑”的对象；接着，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又发现阮伯淇身上有阮英平的挂表，而阮伯淇又是原城工部闽东工委副书记。据此主观的推测，省委主要领导人就怀疑城工部组织有问题。

正在此时，又连续发生了几起大事件。1948年2月12日，闽浙边游击纵队在泰宁县池潭乡天上岗一带活动，纵队司令员沈崇文缺乏警惕性，麻痹大意，被当地保长设下圈套，受骗被捕，纵队遭敌包围袭击，损失严重；2月24日，闽北游击纵队中队长罗天喜率部前往江西，由于思想麻痹，不调查敌情，又走大路，途经崇安县电坑时，遭敌伏击；3月，中共闽（清）永（泰）尤（溪）中心县委在闽清县麟洞村召开扩大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包围，中共闽中地委派往闽清工作的干部当场牺牲，县委领导成员等6人被捕，遭受严重损失。这些事件正好又是发生在省委城工部骨干分散到各地委之后，这样一联系起来，省委主要领导人就认为阮英平失踪等事件都是城工部分子所为。

于是，省委召开机关会议，提出城工部部长李铁有政治问题，并组织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会后即将李铁逮捕，同时还逮捕了在省委机关的其他城工部人员，随后错杀了李铁等人，并错误地认定城工部组织已成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决定解散城工部。

城工部冤案发生后，1948年6月，省委派员到闽东处理城工部“红旗特务”案件，以集训、开会为名，通知分散在闽东各地活动的34名城工部党员干部，集中到政屏根据地拉里坪游击队秘密寮，进行单独审讯，严刑逼供，加以“特务”“叛徒”的罪名。6月9日，参加“集训”的城工部人员全部被错杀，其中包括城工部闽东工委组织部长叶挺荃、宣传部长陈子英。翌日，又在鸡角寨桃坑秘密寮错杀两名城工部女党员。阮伯淇和林吉安被带回省委驻地审讯后错杀，致使城工部冤案进一步扩大，削弱了革命力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被错杀的同志，至死表现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不渝。

错杀城工部党员的拉里坪事件是闽东党的历史上一次血的教训。它直接导致城工部闽东工委完全解体，同时，由于中共闽东地委领导成员中，陈盛骙牺牲、阮伯淇被错杀、江作宇、黄垂明被调回省委驻地接受“学习”审查，直到1949年6月才重新回到闽东工作，因此，中共闽东地委实际上也解体消亡。直到解放前夕，闽东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建立，阻碍和影响了闽东革命斗争的进程。

城工部事件还造成闽东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失联。城工部冤案发生后，省委要求所属各级党的组织切断与城工部组织的一切联系，使闽东城工部基层组织长期得不到上级对工作的指示，革命斗争工作倍受影响。尽管城工部党员仍然凭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热情，继续坚持斗争，但由于城工部党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单线发展，因此跨支部、跨地区的党组织无法建立。同时还削弱和影响了闽东农村游击战争的开展。城镇是农村游击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情报的重要来源，由于城镇工作削弱，不能很好地为农村服务，就大大减少了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支援，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游击武装活动，因而也无法形成更加广大的游击根据地。

城工部冤案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血的教训，那就是：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必须坚持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家长制”；必须坚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必须尊重知识分子。城工部事件，实质上也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失误，因为城工部的几千名党员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党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革命和建设就前进、胜利，反之，革命和建设就要受到挫折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