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城工部事件发生后，由于解散城工部的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未能贯彻到城工部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被切断联系的情况下，闽东城工部基层组织尽管与上级失联，但广大的城工部党员仍然凭借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此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两次电令福建省政府防止共产党的五月攻势，并宣布福州成为戒严区域。为遏制共产党在沿海活动，水上警察局组建“剿匪”办事处，在闽东、闽中沿海进行“清剿”。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以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一面变本加厉地抓丁派款，敲诈勒索，压得城乡凋敝，民不聊生；一面采取“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残酷暴力手段，疯狂地进行所谓“剿匪”，白色恐怖笼罩闽东各地。
失联后的闽东城工部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遵照党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方针策略和中共闽浙赣省委对城市工作的原来部署，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独立坚持斗争。他们继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建立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全福建。
在古田。1948年9月，城工部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中心县委在福州魁岐召开会议，贯彻省党代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爱国游击战争，在闽浙赣地区开辟第二战场，配合解放区正面战场”的精神，决定派魏宜芝、陈锦丹、钱绍基等一批骨干力量到古田，组建城工部古（田）闽（清）林（森）工委，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同月，魏宜芝、陈锦丹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古田，根据闽古林罗连县委的指示，在古田城关成立了城工部古闽林工委（又称古田县工委），书记魏宜芝，副书记陈锦丹、钱绍基。工委成立后，其成员深入农村和城镇，发展新党员，恢复失联党员，发动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在古闽林开辟新的游击区。经过1个多月的秘密活动，组建了有10多人枪的古闽林武工队，成立了城关、沂洋、丘地、卓洋、前洋、东际、盘岭等7个区委，党员人数达46人。
在霞浦。城工部霞浦工委一面派人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一面继续坚持工作，加紧同宁德、福安师范等城工部组织联系，研究各自建立武装，以便互相策应。 1948年8月，林登弟在福州北岭寻找到闽古林罗连中心县委的住处，得到中心县委书记林白“仍要维持继续开展工作，准备武装斗争”的指示后返回霞浦，在城北康乐园召开秘密会议，传达林白的指示精神，确定“进一步把城市工作同农村斗争相结合，地下工作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决定把干部转移到农村去。会后，派王建勋到林白的山头游击队学习武装斗争经验；派刘宜坤参加国民党三沙镇镇长竞选。同时，派党员干部分别到南乡、松山、崇儒、溪西、东坡、水门、牙城、三沙等地，以保农社和教书为掩护，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这些党员到农村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先后发展了一大批城工部党员，党员人数达123人，在南乡、东乡和松山等地建立了党组织，在松山、大京、积石、柏溪、居安、洋里等地建立了革命基点村40多个，为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在寿宁。1948年5月底，范于高与肖良到平溪、溪底、南溪等地寻找党组织，按照叶挺荃留下的联络办法找到闽东工委特派员詹其道，最后与原福安师范党支部负责人吴殿寻接上关系。与此同时，城工部寿宁支部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根据茗溪会议精神，积极筹集经费、购买日用品、子弹等支援南区游击队。鳌阳镇的全体城工部党员共筹集了30块银元，寄往游击队。七八月间又筹集短枪一支、子弹300余发，交由地下交通员送往闽北张翼游击队；12月购买长枪2支，子弹200发送给陈贵芳部。同时，寿宁城工部党员还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提供情报，使张翼率领的游击队一举攻克平溪乡公所。寿宁城工部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支援游击队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9年1月，在城工部党员的领导下，寿宁县中学师生上街张贴标语，并用歌曲、快板、诗歌等形式扩大宣传，号召全县人民起来斗争。2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在大好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城关附近村庄以及平溪、斜滩一带的群众纷纷投入革命活动，寿宁党支部又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
在福安。福安师范党支部继续领导开展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求生存”斗争。随着国统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日益严重，到1949年3月，福安师范教师微薄的工资已被拖欠4个月，学生吃的是霉米配盐汤，全校师生怨声四起。在福安师范党支部组织发动下，学生们从穆阳步行到县城，和高等农校、县中学学生共1千多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高呼“我们要生存”“改善教师学生待遇”“保障民主”等口号，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漫画。学生的行动激发了县城民众的革命热情，他们或加入学生的行列，或送茶、送水、送食物，支持学生的斗争。“反饥饿、反内战、求生存”斗争达到高潮。
在连罗宁边区。欧阳友心在1948年6月间两次到古田向古田境内中共闽东北地委所属的党组织汇报工作，但都没有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在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连罗宁边区工委按照上级党组织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开展革命斗争，扩大革命队伍，不断打击敌人。9月，欧阳友心在宁德县飞鸾连洋村召开连罗宁边区工委第二次会议，讨论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武装的相关事宜，决定成立连罗宁边区游击队，队长兼政委欧阳友心。同时决定派一批党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渔霸、减租减息和抗丁抗税等斗争，配合农村的游击战争。会后，连罗宁边区工委发动群众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二五减租”方案，西洋、潮格、土港、连洋一带均实行“二五减租”。 连罗宁边区工委还组织贫农团，先后向周边地主借粮1000多担，解决了游击队和群众用粮，巩固了连罗宁边区游击根据地。
在宁德。1948年上半年，宁德县小学教师的薪水被连续拖欠5个月，教师们东挪西借，或变卖、或典当家中的物品，但还难以养家糊口，教师们怨声载道。时值国统区人民普遍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城工部宁德工委认为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斗争时机已经成熟。虽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城工部宁德工委的龚德蒸等人，自觉地在宁德县蕉城中心小学进行秘密串连，发动一批有进步倾向和对现实不满的教师，通过他们分别到城关几个学校的同行中进行联络。6月，以蕉城中心小学教师为主，加上毓秀小学和城关的碧山、福海、南山、西山、崇文等几个国民学校的教师共百余人，陆续集中蕉城中心小学，宣布罢教，随后整队向县政府进发，一路上高呼：“小学教员也是人，我们要吃饭”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示威队伍到达县政府大门，荷枪实弹站岗的卫兵如临大敌，企图阻挡愤怒的教师，但失败了。游行队伍一直冲进县政府大院的天井中，包围了大堂左侧的县政府办公室。国民党宁德县长派秘书出来应付。秘书与教师们当场推出的5名代表进行谈判。谈判中，秘书以县库空虚，无法还清全部积欠“薪米”为由，只答应发还当月的90斤米额，企图搪塞过关，敷衍了事。教师代表则据理力争，坚持要一次还清全部欠粮。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县政府慑于公愤，被迫同意教师代表提出的先补发积欠的3个月“薪米”的条件，并当场以县长名义签署了发还全城小学教员3个月“薪米”的手令一张。反饥饿斗争取得胜利。
7月，按照城工部福州市委的指示，城工部福建师专支部通过关系，安排毕业的学生党员林秀明、黄建钿到宁德县三都中学任教，孔令敬到宁德中学任教。随后，建立了城工部三都中学支部，林秀明任支部书记，孔令敬任组织委员，黄建钿任宣传委员。他们通过教学与社会活动，和学生建立感情，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一批学生入党。在林秀明等领导下，城工部三都中学支部开展了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求生存”为内容的学生运动。先后组织了与特务分子争夺学生会领导权、驱赶校内特务分子、冲击镇压学生运动的三都海上水警大队、围攻以断粮胁迫学生复课的国民党宁德县政府等斗争。在党组织领导下，三都学潮高涨，与福安师范遥相呼应，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
从1948年7月起，孙子清就带领宁德城工部党员宋春玉、张应腾、林道仁、苏芝华、龚德蒸等人，在近半年的时间内3次到福州寻找上级党组织，一度与林白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输送张应腾、林道仁到福州培训。城工部党员孙式康留在咸村负责联络站工作，希望与中共闽东地委恢复关系。在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同时，城工部宁德工委继续坚持斗争，发展和壮大队伍，在咸村建立了咸村党支部，书记孙式康。随后又向川中、玛坑、西社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丁、抗粮斗争。是年冬季，咸村党支部领导发动了川中等地蔗农的反糖税斗争，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
1948年，国民党货币“金圆券”贬值严重，广大民众正处在忍饥挨饿之时，国民党宁德县政府要员却勾结地主、资本家，垄断粮食市场，囤积居奇，甚至将一批批大米偷运到外地进行投机。针对这种情况，城工部宁德工委研究决定发动群众夺粮，救济广大饥民。10月，在城工部宁德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码头工人领导小组和店员工人领导小组，分别由码头工人郑礼永和店员工人张汉仁负责。通过秘密串联和宣传，码头工人领导小组和店员工人领导小组在工人中物色了一批骨干分子，组成夺米斗争的主力。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城工部宁德工委共组织发动了五次夺米斗争：第一次是1948年10月，夺取师管区司令部军需毛世昌的大米50包，约9000斤；第二次是1948年12月，夺取中国农民银行宁德支行行长厉平山的大米30多箱，约4000多斤；第三次是1949年2月，夺取三都水上警察总队队长李国典的大米50多包，约9000斤；第四次是1949年3月，夺取县警察局局长江子祥的大米20多包，约4000斤；第五次是1949年4月底，夺取以国民党伤兵名义外运的大米200多包，约36000斤。城工部宁德工委领导的多次夺米斗争，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8年冬，孙式康、苏芝华分别在周宁咸村、宁德城关创办《红焰》《解放》小报并印制各种革命传单，进行革命宣传，大造革命舆论，扩大影响。除夕夜，城工部党员还给宁德县所有的反动头目写“劝告信”，而且在一个晚上兵分三路张贴、投放宣传品和《解放战报》500多份，连戒备森严的警察局大门都贴上了。第二天（正月初一）警察几乎全部出动，到处洗刷标语、传单。
在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同时，城工部党员还给驻在城关的反动军、政、警、特头目秘密投放警告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要他们放下屠刀，将功赎罪。这些警告信对闽东国民党党政头目震动很大。后来经过分化瓦解，他们中有的弃暗投明，参加了民主党派组织，帮助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